镀锌管

“老师傅”集体讲述热血年代 上海改革创新呼吁深入传承

来源：bob体彩官网    发布时间：2024-03-06 15:4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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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指解放后上海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学徒出身；即便是学校毕业的技术员，年轻时也历经曲折。小时候上学少，没文化、没知识，这是“老师傅”们普遍的短板。可他们大都有着极强的求知欲和好胜心，可以少睡觉、周末不休息，寻找能找到的一切资料和书籍，孜孜不倦地学习。努力和知识转化到工作上，就是一项项技术革新，一项项科研成果，一个个过硬的“上海制造”。

  如今的生活条件、教育环境、工作基础等与上海“老师傅”所奋斗的年代已大不相同，但他们对工作的执着、对技术无止境的追求，他们所代表的艰苦创业、创新求变的精神，早已融入上海的精神血脉。

  这位被称为“智多星”的上海电机厂技术革新能手、全国劳模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代上海老工人、老技术员、老工程师，更是曾经风行全国的“上海制造”的主要功臣。

  朱师傅走了，尚在世的同辈“老师傅”们也都步入高龄。连续几天，早报记者寻访着一位又一位与朱师傅同辈的老劳模、老师傅，倾听他们回忆创业的艰辛，叙说曾经的梦想，也记录下他们创造的成就。

  “老师傅”们没有千万财富，有的是对工作的执着，对技术创新无止境的追求。他们身上所代表的上海工人艰苦创业、创新求变的精神，已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血脉，仍然激励着一辈又一辈的年轻人。如今，更多人慢慢地清楚地认识到，没有改革、创新，上海就没有出路。

  见到82岁的丁海林老师傅，是在杨浦区平凉路他住的老房子里。房子面积不大，50多平方米，一间客厅，两间卧室。房子很老，都快赶上40多年的工龄了。

  丁海林并不介意，他不愿意离开杨浦。事实上，自从19岁由江苏来上海，他就从未离开过杨浦区，先后在当年最有名的国棉十厂、国棉九厂工作。在这期间，作为修理技术工的丁海林，先后创新了10多种先进工具，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1954年，他被评为上海市劳模，2年后又荣获全国劳模称号。

  丁海林老家在江苏常州，从小缺衣少食，父母把他过继给叔叔。叔叔家的生活条件并没好多少，丁海林在13岁时被送进一家纺织厂当学徒。

  3年学徒薪水极低，学不到本事就要被辞退。丁海林跟着一名修理工学机器维修保养。旧社会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说法，师傅都不肯真心实意地教徒弟。

  “我给师傅买烟，帮师傅家干活，晚上给师傅洗脚捶腿，想了许多办法讨师傅欢心。”尽管这样，师傅还时常在一些重要环节瞒着他，丁海林只好找种种机会偷学。1951年，19岁的丁海林来到上海，在国棉十厂做细纱保全平车工，成为一名技术员。

  早报记者正常采访发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师傅”们，大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文化程度不高，学徒出身；而且大多数工人都是江苏、浙江等外地迁移来上海。

  “智多星”朱恒祖籍宁波，11岁时因家境贫困进入宁波大兴袜厂当童工，14岁时闯荡上海；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全国劳模庄德凯是江苏张家港人，1953年到上海一家自行车龙头厂做学徒；上海建设机器厂的全国劳模刘海珊，老家苏北，15岁来上海做学徒……

  据《上海通史》统计，在1949年以前，上海人85%都是外来者，来去自由，没有门槛，他们为上海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上学少，文化程度不高，这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工人普遍的短板。可是，解放后的上海工厂，不论纺织、机械、化工等行业，都已经是机器化生产，操作机器、流水线生产等，都需要基本的文化知识，尤其是技术人员，没有文化，研究、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好在年轻的工人们都有着极强的求知欲和好胜心，他们能够少睡觉、周末不休息，尽可能翻阅一切资料，孜孜不倦地学习。

  1950年前，还在苏州工厂做工的丁海林，想搞懂每天都要修理的纺织机器原理，工厂没人肯教，也没人能教，书店有书却买不起。有一次，他在工厂无意间发现一本残缺的机器说明书，如获至宝的他把说明书带回家“啃读”起来。可是才读完四年级的丁海林识字不多，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啃”了一个多月才看完。

  为了弥补工人们文化知识的短板，解放后，上海工厂和社会一同承担起工人的再教育任务——工厂办培训学校，教职工技能；各个系统、行业都会自己办专业学校，社会上各种扫盲学校、技术学校、夜校纷纷涌现，给技术工人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1950年代，“半工半读”成为一个流行词。工人们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到夜校上课。15岁的刘海珊初到上海时，靠骑三轮车挣钱，连马路上的路牌都认不全。1958年他进入上海建设机器厂，有机会进工厂的夜校学习，一直从小学读到高中程度。44岁时，他又到南市区业余大学机械专业学习，三年半后拿到文凭。

  丁海林、朱恒等老师傅们，无一不是由夜校扫盲班“扫盲”，再到各种培训班学技能，一个个成为工厂的技术骨干。

  老劳模严昀与他们有些不同。1947年，他从浙江大学电机系毕业，成为南京无线电厂的技术员，每天的工作就是修理二战中美军遗留的收音机。解放后，严昀辗转来到上海亚美电器厂上班，可此时工厂进口的无线电器材都是前苏联的，资料都是俄文。严昀不得不从零开始，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俄语的学习上。一年多下来，他就能自如地阅读俄文书籍了。

  学语言不容易，从事无线电研究更不容易。严昀说，1950年代初他刚到上海的时候，上海有大小数十个电器厂，但都是小作坊式的，只能做做收音机等简单产品，整个上海一共才有十多个无线岁的严昀还清晰记得：“工厂先从苏联进口了一台高频信号发生器，我一边拆解、学习苏联的技术，一边模仿试制、改进。”模仿成功后，他又继续研究，前后耗去将近一年时间，一直在改进设计，研发出第二代、第三代产品，比从前苏联进口的产品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其他各行各业，庄德凯、朱恒、刘海珊、丁海林们也全心钻研、创新各项技术。

  “1958年，上海自行车三厂出厂的还是 生产牌 自行车。我仍然记得当时人们对这个牌子自行车的评价是： 除了铃不响，别的部位都在响。 ”庄德凯说，那时的技术工艺确实是落后，不仅产品质量薄弱，人工劳动效率也极低。“最初自行车龙头的铁管都是手工用电焊将铁皮烧软后弯成铁管，然后再用锉刀打磨。”

  为解决这一困惑，庄德凯大胆开始技术革新。他先后潜心研究出“电阻焊管机”、“高频焊管机”，将半自动化引入生产，使工厂的自行车车管产量提高了200倍。

  据《上海科技》（1949-1984）介绍，从1949年至1959年，上海工业系统1万名工人晋升为技术员，其中有600名提升为工程师。1960年，从工人中提拔起来的技术人员已有17500人。

  众多的创新、发明极大地提升了工业生产效率，仅以上海纺织工业为例，1949年至1957年，其生产总值平均年递增率达到11.5%。

  “工业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不仅依靠技术人员、工程师一项项的发明和创新，更关键的还是这些发明和创新在整个上海、乃至全国同行业中得以推广。”刘海珊日前回忆说，上海建设机器厂老师傅们用土设备、土方法去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这种精神被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赞誉为“蚂蚁啃骨头”精神。刘海珊介绍，“解放前那种师傅不肯授徒，处处 留一手 的做法没有了，师傅教徒都是倾囊相授。”

  丁海林回忆，1953年，上海市纺织行业集中全市机器修理的高级技术人员编定了一套“纺织机械保养工作法”，向行业内所有修理师傅们推广。丁海林发明的一些工具以及一些好的方法也被吸收进去，他自己还作为推广小组的一员，与其他技术人员一起进行推广。

  几乎与丁海林同一个时期，“老师傅”朱恒一直在改进刀具、夹具和工具，先后实现了旋风切削、多刀多刃切削等10余项革新，他创造的断续切削法还得到了一机部、农机部和铁道部的认可，组织了“全国精加工先进经验观摩队”来厂观摩并加以推广。

  就这样，上海“老师傅”们有效地提高了多个行业的整体工作效率，促进了整个行业的生产水平。

  严昀总结当时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共同的品德：“接到任务绝不讨价还价，再大的困难自己克服，想方设法完成上级下达的研究项目。”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在《上海经济前三十年》中赞赏：“上海工人阶级，上海广大干部群众，具备极高的政治觉悟，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执行国家的计划。”

  上海老师傅们这种“服从大局、服务全国”的政治觉悟，还体现在他们丝毫没有保留地听候指挥和调遣。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工人义无反顾地支援内地“小三线”、“大三线”建设。

  “ 小三线 是指上海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苏、浙、皖、赣等周边相对落后省份，将一大批工厂和工人迁移到当地； 大三线 是指上海依照国家备战需求，将一些重要军工企业迁移到云、贵、川等内地边远地区。” 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熊月之说，一大批上海的技术骨干和优秀工人也要随厂迁移。

  严昀回忆，1967年，他带领近100人的技术人员和工人生产出中国第一台毫米波段地面侦查校准雷达后，一大半技术工人就随着这一个项目生产的需要，被调到安徽黄山，一直工作了10多年。

  上海老师傅原公浦的经历更为奇特。1959年，国家相关部门要完成一项很重要的工程，特地到上海来挑选优秀的技术工人，原公浦被选中了。

  “我与其他工人被送到西部戈壁滩上的研制基地。”原公浦说，当时大家还不知道这是一项什么任务，每天只是工作。1964年，中国第一颗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许多年后，原公浦才知道，自己参与的神秘工作竟然是试爆。

  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敏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上海工业》中统计， 1953-1956年，上海支援外地建设的人员共21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2.38万人、熟练工人8.2万人。其中，仅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一开始兴建，上海就组织1万多人去参加建厂工程。1955年开始，还把大批人员输送去参加兰州和西安的铁路修建和基本建设，仅这两个城市就有13万上海人。

  “30年间，上海在提高广大干部职员政治觉悟、树立服务全国的观念方面，做得相当成功。”熊月之说，上海有句口号叫“全国一盘棋”，家喻户晓，成为上海人服务全国、支援内地的基本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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